本书英文名为“1587，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”，直译为《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》。
黄仁宇先生笔调深沉，史料严谨，用他所谓的“大历史观”，以万历十五年，公元1587年为切入点，阐述这个大明帝国注定倾覆的青萍之末，以及前后的因果。
本书着重讲述了六个人物，由万历引证其时的礼仪及典制，以张居正、申时行论述其时的政治和官场，借海瑞展示其时的经济及税制，由戚继光反映其时的军事和兵制，因李贽讲述其时的思想及哲学。面面俱到，见微知著，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一个大风将至，大厦将倾的危局。
这本书于我来说，于明史还是过于专业一些，黄先生于很多处过于专业、审慎的论述，读起来必然要搅拌脑汁，所以并不是一本娱乐读物。与很多处，如不细细精读、抽丝剥茧的精研，很难咀嚼出作者的深意。于是，每每读上十几页便要释卷休息，毕竟是学术作品，自己也每每三心二意。
本书主旨，早已言明：“中国两千年来，以道德代替法制，至明代而极，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”。兼以冗沉以致阻碍一切变革的文官集团，于这大背景下，每个人的命运，都是悲剧，或身死，或名灭。
以前，曾经买了一本叫《帝鉴图说》的小书，开卷阅读，才发现原来是帝师张居正专门为万历编纂的教科书，作用类似于《资治通鉴》,讲的是帝王权术，治乱兴衰，想必当年冲龄践祚的小皇帝当年在此书下得功夫着实下了不少。万历皇帝，于1587年前，原是一位志在励精图治，于文治，于武功，皆欲有所有为的少年天子，但张居正阻其学文练字，申时行鉴其习武用兵，满朝上下的文官集团并不希望其有丝毫的见术，只希望其成为一个守制行礼，按时于典仪经筵点卯的人塑木雕，表面上于道德的楷模而已。1587年后，因为易储的失败，年轻的朱翊钧慢慢消沉，渐行无为，默默地对文官集团做着消极的抵抗，变成了一位怠政二十余年惫懒之君。其实，对于文官集团的要求，他却是合格的，其庙号便不言自明，圣不可知曰神，阴阳不测曰神，治民无为曰神，无论哪条，幽居宫门的神宗都没有可以指摘的地方，都是。然而，于个人境遇，自是大大的悲剧，而且身后也落了个亡国之君的污骂。
然而，细细思读黄仁宇的文字，“明亡于万历”，不是亡于万历个人，而是亡于万历一朝，整个士大夫乃至全社会道德体系的全体。
张居正，一代权臣，善于权术的大政治家，有明一代唯一的改革家，生前风光无限。于万历十五年，已去世五年，人们纪念的不是他改革的政绩，惠及万民的“一条鞭法”，而是对其个人道德的清算，于国于明，对一个政治家的首要评判，竟不是政绩，而是道德！颇具枭雄气质的张居正生前以一人之力对抗着文官集团，企图改革这被道德拘束，羁縻不振的政治体系，然而出师未捷，身死之后仍被道德所吞噬，终成梦幻泡影，是一代改革家的悲剧。而甘于受制于道德，惯于息事宁人，俯首于文官集团的申时行，操劳一生，也未迎来他期盼的“万历之治”，庸碌了一生，亦失望了一生，无甚佳绩。万历十五年，前者的污名被清算完毕，而后者将继续沉沦下去。
海瑞和戚继光，一文一武，一个不见融于文官集团的异类，一个置身于外的武将，前者不断地抗争，而后者千方百计地融入其中，然而，皆不如意，于万历十五年，相继离世，微末的不为人知，明朝末世，经济和军事的萧条孱弱，从二人各自的悲剧中，可窥一斑。
李贽，于其时，于道德相悖的思想界的鬼才，一个与西方马基雅维利同时且相似的异类，死水微澜。然而，于万历十五年，公元1587年，那个大英帝国即将登上世界霸主舞台的那一年，选择了遁世出家。1587年之后，西方出现了霍布斯和洛克，出现了启蒙运动，而中国自李贽之后，便更无他人，余下的仅仅是理学中的一堆堆道德君子，万马齐喑......
《万历十五年》成书于1976年，是一个特殊的时代，于1981年出版时，作者还特意强调次数没有涉及“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”，但未免过于欲盖弥彰，细细读之，指彼而喻此，借古以讽今的段落着实不少。放在三十年前，此书的观点确实启人心智，而经过这几十年，书中的观点亦渐渐成为了明史界的主流，不再稀奇。但是作者于书中指出的明朝的时弊，于今是否还合时宜，道德与法治的症结，是否已经痊愈，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@沂濛
文章评论